徐悲鴻國畫《愚公移山》欣賞：

徐悲鴻（1895?1953年），漢族，原名徐壽康，江蘇宜興市屺亭鎮(zhèn)人。中國現(xiàn)代畫家、美術教育家。曾留學法國學西畫，歸國后長期從事美術教育，先后任教于國立中央大學(中華民國時期中國最高學府）藝術系、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和北平藝專。1949年后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。擅長人物、走獸、花鳥，主張現(xiàn)實主義，于傳統(tǒng)尤推崇任伯年，強調國畫改革融入西畫技法，作畫主張光線、造型，講求對象的解剖結構、骨骼的準確把握，并強調作品的思想內涵，對當時中國畫壇影響甚大，與張書旗、柳子谷三人被稱為畫壇的“金陵三杰”。所作國畫彩墨渾成，尤以奔馬享名于世。

藝術特色：

徐悲鴻在處理這個畫作時，著重以宏大的氣勢，震人心魄的力度來傳達一個古老民族的決心與毅力。就空間布局，他作了數(shù)十幅小稿反復修改，最終以從右至左，從前往后的格局展開畫面。剛面右端有幾個高大健壯、魁梧結實的壯年男子動態(tài)均呈蓄力待發(fā)之狀，有雷霆萬鈞之勢。這群呈弧形分布的人物占據(jù)畫面大部分空間，人物頂天立地，有撐破畫面之感。根據(jù)構圖需要，左側畫面的人物排列較為松散，人物或高或低，樹叢小景置于其間。一挑筐大漢和倚鋤老者背對觀眾以加強空間縱深感，拉開與右半段緊張勞作者之間的距離，造成右半部是前線而左半部是后方的感覺。老翁似乎正在語亟心長地對下一代人敘述自己的愿望和倍心，描繪著未來的美好景象。這組人物顯得神情自然逼真，姿態(tài)生動自如。背景青山橫臥，高天淡遠，翠葉修篁。

在繪畫筆法和色彩方面，這幅畫充分體現(xiàn)了作者在中國傳統(tǒng)技法和西方傳統(tǒng)技法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。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運用于人物外形輪廓、衣紋處理和樹草等植物的表現(xiàn)上，而兩方傳統(tǒng)繪畫強調的透視關系、解剖比例、明暗關系等，在構圖、人物動態(tài)、肌肉表現(xiàn)方面發(fā)揮得淋漓盡致，在人物造型方面，作者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形象，

并直接用全裸體人物進行中國畫創(chuàng)作，這楚徐悲鴻的首創(chuàng)，也是這幅作品另一頗為獨特之處。可以說，徐悲鴻在這幅作品中將中西兩大傳統(tǒng)技法有機地融會貫通成一體，獨創(chuàng)了自己“中西合璧”的寫實藝術風格。

而在色彩方面，畫面只有兩個主色調，用墨色的濃淡干濕相結合畫出了山、樹和圓面中的大象等背景，然后主要用赭石加墨來表現(xiàn)人物的皮膚，又略加胭脂使顏色偏老，使人物的皮膚比較偏叫暗沉對膚色這樣的處理一是表現(xiàn)出了黃色人種的本質膚色，一是更能表現(xiàn)出勞動人民經(jīng)過長期的風吹日曬而沉淀出的滄桑感，同時也寓意中國廣大勞動人民不怕吃苦不怕勞累，而積極踴躍抗日的精神。

藝術導讀：

此幅《愚公移山圖》極具現(xiàn)實意義。它作于1940年，正值中國人民抗日的危急時刻，畫家意在以形象中動的藝術語言表達抗日民眾的決心和毅力，鼓舞人民大眾去爭取最后的勝利?？箲?zhàn)中南京、武漢、廣州相繼淪陷，局勢緊張，物資匱乏，徐悲鴻奔走于香港、新加坡等地，舉辦畫展募集資金捐給祖國以賑濟災民。1939至1940年，應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之邀，徐悲鴻赴印度舉辦畫展宣傳抗日，這期間他創(chuàng)作了《愚公移山圖》。

1940年2月，甘地到尼克坦訪問泰戈爾。在焚香獻花、歌唱祈禱的歡迎儀式上，泰戈爾叫甘地引見了徐悲鴻。徐悲鴻為甘地畫像時，他被這位不屈不撓為民族獨立奮斗的印度靈魂人物深深感動，于是充滿激情地開始創(chuàng)作《愚公移山》草稿與人物寫生。

1941年8月，徐悲鴻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創(chuàng)作《愚公移山》。此前數(shù)月間，徐悲鴻深人喜馬拉雅山區(qū)，騎馬盤旋于萬丈懸崖峭壁的山路，作詩詠懷，并作草稿30余幅。11月，他完成巨幅水墨畫《愚公移山》，回到印度國際大學后，又創(chuàng)作了油畫《愚公移山》。

其故事取材于《列子•湯問》中的一個神話傳說：愚公因太行、王屋兩山阻礙出入，想把山鏟平。有人因此取笑他，他說:“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。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；子又有子,子又有孫；子子+孫孫，無窮匱也；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結果終于感動上天，兩座山被天神搬走了。

從《愚公移山》中，我們就可以看到徐悲鴻對待傳統(tǒng)的態(tài)度，他認為“古法之佳者守之，垂絕者繼之，小佳者改之，未足者之，西方之畫可采人者融之。”從他的代表作品《九方皋》《田橫五百士》《巴人汲水》等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徐悲鴻將他“中西合璧”理念的落實在創(chuàng)作上，他以“師法造化，尋求真理”為原則，堅持現(xiàn)實主義藝術道路。亦從《愚公移山》中看，他多取材于現(xiàn)實生活，或借古喻今，寄托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情懷，在中國美術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大作用在創(chuàng)作理論上，徐悲鴻主張以西畫改皮中國畫在把《愚公移山》中，他在中國畫的用色基礎上又融合了西方素描的人體結構和明暗關系。他注重素描的嚴格訓練，提倡師法造化，反對因循守舊，把這幅作品中的勞動者形象用裸體的形式衣現(xiàn)廣出來。他這種以中為本、借鑒西方素描、以傳統(tǒng)筆墨創(chuàng)作的人物畫對現(xiàn)當代中國美術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影響是深遠的。

徐悲鴻認為素描是一切造型美術的基礎，從《愚公移山》上就一以看出，徐悲鴻從近代中國人物畫對西畫的借鑒上，主要就是吸收融合了西方所用的結構、明暗的素描方法。

中國人物畫自明清以來，雖然有陳老蓮、任伯年等大家的出現(xiàn)，但整體上已現(xiàn)頹勢，徐悲鴻順應時代要求，去外部世界尋求其他有效的方法來改良中國畫，從現(xiàn)在來看，他的這個改良方法是成功的另外，徐悲鴻的創(chuàng)作思想是表現(xiàn)人，里然他也剛其他的內容，但他對基礎教學的要求是研究人，并且對任何畫種或體裁，作為基礎訓練，都要求對人要有一定的研究,雖然程度的深淺可以有所區(qū)別。徐悲鴻對學習素描的目的很明確，是一種最基礎的訓練，而非代替其他藝術的農現(xiàn)形式。當代人物畫的發(fā)展和取得的成就，是和徐悲鴻與早期一批探索荇的努力分小開的，徐悲鴻的教育思想和體系影響了幾代人，產生了積極的、良好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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